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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我国科技界，追求名分的突出表现是追求学术称号，即所谓的“帽子”。我认为，我国学术界对“帽子”的追求已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。学者们要通过争取“帽子”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，学术机构要拥有更多戴“帽子”的学者来提升自身排名。我国学术界的“帽子”分为许多层级，形成了世界学术界罕见的高度层级化结构。在媒体发布的学术称号金字塔图中，包括了七到八个层级。从最顶层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到最底层的青年人才托举计划入选者。在这个金字塔中，至少有四个层级高于教授职称，以至于教授称号贬值。目前，各种学术会议都追求拥有高端“帽子”的学者到会，以彰显会议档次，通常，会议主办方对位居前几排的学者都会严格按照学术层级排序。在这样高度层级化的会场，已无法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。这导致许多学术会议流于形式，助长了不正之风。因此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名分要素不利于科技发展。

　　另一个对科技发展不利的传统文化要素是人情。虽然人情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和睦，但其负面影响很大。例如，我国学术界存在突出的评审请托问题。在西方国家，学者们普遍认为请托是不光彩的行为。然而，这在我国学术界却很常见，不少学者把这类问题归结于东亚文化。但据我观察，在同属东亚的日本、韩国和新加坡，学术界的人情文化没有如此严重，也很少听说有请托现象。我国要建成世界科技强国，必须要从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，必须要保持各类科技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虽然这个过程比较漫长，但必须要一步步实行依法依规治理。期待在未来十年，我国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效。

　　第三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，还缺失若干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的文化要素，如探险精神。探险精神是指人类群体中少部分人具有强烈愿望，敢于从事前人没做过的、高风险的活动。至于探险的目的，从过去探索人迹罕至的某个地理目标，到今天开拓人类未知的各种疆域；既包括遥远的宏观天体，也包括未知的微观世界。因此，探险精神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文化要素。在西方国家，探险精神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探险家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都非常高。比如，出生在意大利、后来定居西班牙的探险家哥伦布，葡萄牙的探险家麦哲伦等，都被誉为“大航海时代”的先驱，并且有些地方甚至用他们的名字命名。即使在“大航海时代”参与程度比较低的国家，如德国，探险家的社会声望也非常高。我曾在德国工作过两年，注意到德国学术界最崇敬的学者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科学家，而是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）。洪堡是一位德国探险家、地理学家，他在美洲大陆徒步跋涉上千公里，从欧亚大陆一直考察到接近中国边境之地，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地理发现。如今享誉全球的德国洪堡基金会（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urg），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。

　　探险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高很多，对学者的影响也大许多。在我国历史上，或许受到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影响，像徐霞客这样的探险家、地理学家，被尊崇的程度并不够高，他在国内的声誉远不及洪堡在德国的声誉。我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后发国家，几百年来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探险和开拓。20世纪以来，我们努力向发达国家学习，并逐渐追赶上来。然而，学习能力并不能等同于开拓能力，更不等同于探险精神。目前，我国许多年轻科技精英出生和成长于城镇环境，与大自然接触过少。在高考录取专业中，凡是在户外工作的专业，如地质、海洋、矿业、石油等，入学分数都相对比较低。这表明，青年学子大多希望在比较舒适的室内环境中工作，这无疑加剧了青年一代探险精神的缺失。前面提到的“帽子”文化，对探险精神也具有强烈的负面影响。如果青年学者过度追求“帽子”，必然要考虑是否每隔几年能上一个台阶，要关注科研工作投入和产出的性价比，不会选择高风险的研究问题。显然，这种文化取向不利于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，更不可能引领世界科技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