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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年前（2016年），王宝强婚变事件占据各大媒体头条，其热度甚至盖过同期里约奥运会，娱乐圈的喧嚣与科研界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。彼时，我以《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，党中央国务院必须管管》一文直抒胸臆，直指当下社会的价值失衡：为人类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，收入远不及娱乐明星，媒体镜头聚焦八卦琐事，却对科研工作者的坚守视而不见。在我看来，这种“戏子当道，科研失语”的现状，是社会发展的病态表现，亟需正视与纠偏。

　　此文一出，引发轩然，也迎来诸多批评。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（人民网）以为啥非拿王宝强和科学家比高下为标题批我：科学家与艺术家分属不同秩序维度，应各以自身领域的标准衡量价值，不能简单以收入、曝光度论高下。诚然，科学的价值在于推动人类认知边界，艺术的魅力在于丰富精神世界，二者本无高低之分，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。但我始终认为，“各有价值”不代表“放任失衡”——当明星的一场商演收入远超科学家毕生研究经费，当八卦新闻的传播度碾压科研成果的曝光度，这种现实的落差，必然会让潜心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寒心，也会误导年轻人的价值选择。

　　而文章中“戏子”一词的使用，更是成为争议焦点。资深语文工作者汪惠迪在《联合早报》》发文指出，“戏子”在现代汉语中含轻蔑之意，早已被中性词“演员”替代，我的使用实则是刻意的辛辣鞭挞。对此，我从不讳言：选用这个词，正是为了直指娱乐圈部分乱象——天价片酬、流量至上、为博眼球不择手段，更有甚者触碰法律红线，滥交、吸毒、嫖娼屡见不鲜。彼时，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低谷，演员拍一集电视剧的片酬高达85万元，即便“限薪令”出台后仍有50万元，这些高成本最终都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。反观数十年前，《西游记》剧组演员每集片酬仅几十元，却用匠心打造出经典之作。两相对比，娱乐圈的浮躁与功利，可见一斑。我并非否定所有演艺工作者的付出，而是希望借这个带有警示意味的词汇，唤醒社会对娱乐圈乱象的反思，让演艺行业回归“艺术为本，德艺双馨”的初心。

　　如果说2016年的争议，是关于社会价值导向的探讨，那么2018年张扣扣案的发声，则是关于法治公平与民心所向的深度思考。大年三十，张扣扣为母报仇，持刀杀死王家父子三人，这起刑事案件引发全网热议。中央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（法制网）发文批评，认为部分人鼓吹私力救济是开法治倒车，而我则直言，张扣扣的行为虽触犯法律，但其背后是22年的司法不公——当年张母被殴打致死，凶手却仅获轻判，多年申诉无果，才让他走上以暴制暴的道路。在我看来，张扣扣案的核心，从来不是“私力救济是否合法”，而是“法律如何守护公平正义”。当法律无法为弱者撑腰，当正义迟迟不到，民众心中的不满便会不断累积，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社会隐患。

　　事实上，批评从来不是一件坏事，无论是对个人，还是对国家与社会。遗憾的是，当下社会却形成了一种“拒绝批评，追捧赞美”的病态风气。有人将批评者视为“负能量”，认为其内心阴暗；有人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，奉行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的处世哲学；更有甚者，对提出批评的人抓辫子、扣帽子、打棍子，试图堵住民众的嘴巴。殊不知，真正的阴暗，不是直面问题的批评，而是对假丑恶的漠视与纵容；真正的负能量，不是针砭时弊的发声，而是对社会不公的麻木与妥协。

　　中国历史早已印证，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。周厉王因压制言论，最终落得国破人亡的下场；而那些善于倾听民声、接纳批评的统治者，总能开创盛世。主席曾说：“让人讲话，天不会塌下来，自己也不会垮台。不让人讲话，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。”这并非一句简单的话语，而是中国人执政智慧的精髓。回望革命年代，陕甘宁边区曾有农民因不满生活，大骂“雷公怎么不劈死”，有农妇伍兰花因丈夫离世、生活困苦，怒斥“黑暗”。面对这些尖锐的批评，主席非但没有追责，反而从中反思政策问题，随即推行精兵简政、大生产运动，减轻农民负担，最终赢得了民心。

　　反观当下，部分领导干部却早已忘记了这份初心。他们习惯了唯唯诺诺的奉承，听不得逆耳的忠言；他们沉迷于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不愿深入基层倾听民声；他们甚至将批评者视为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，动辄打击报复。殊不知，拒绝批评，本质上是对自身工作的不自信，是对民心的漠视。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，政策的得失，百姓最有发言权；工作的问题，基层最能看清楚。只有放下架子、端正姿态，主动倾听群众的批评与建议，才能及时发现问题、修正错误，让政策更接地气、更合民心。

　　在 “张扣扣案” 引发的舆论风暴中，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发表的相关言论，被部分声音解读为 “煽动以暴制暴”“开法治倒车”，甚至被贴上 “自媒体刻意建构原型” 的标签。然而，深入回溯案件背景与陈中华的核心主张便会发现，这种解读存在明显的片面化与误读。陈中华的言论，绝非为暴力行为张目，而是基于对案件背后司法公正问题的深刻担忧，是对公平正义底线的坚守与叩问，其本质是呼吁完善法治、遏制不公，而非否定法治本身。

　　首先，陈中华的言论始终扎根于案件的核心争议点，而非无端为张扣扣的杀人行为辩护。2018 年张扣扣除夕复仇案的爆发，并非孤立的暴力事件，而是源于 22 年前的一场旧案：13 岁的张扣扣目睹母亲汪氏因宅基地纠纷被邻居王正军殴打致死，而王正军最终被判刑七年。对于一个少年而言，母亲惨死的创伤与司法判决带来的落差，成为萦绕二十余年的心病。陈中华在文章中反复强调 “张扣扣是在杀母凶手得不到法律相应制裁的情况下才去杀凶手的”，这一表述并非认可私力复仇的合法性，而是直指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司法公正争议。事实上，案发后公众对当年判决的量刑是否适当、程序是否公正的广泛讨论，本身就说明这一争议并非空穴来风。陈中华作为长期深耕法律实务的专业人士，其言论的核心是提醒社会关注司法公正的重要性 —— 当个体通过合法途径无法获得应有正义时，极端事件的发生便存在一定的社会根源，这正是对法治社会查漏补缺的重要警示，而非对暴力的纵容。

　　其次，将陈中华的论述简单归为 “”“侠客精神” 等原型建构，忽视了其言论背后的现实关怀与专业立场。陈中华先后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等知名院校，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公正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，长期致力于推动公正司法与法律服务事业，其言论始终基于法律专业视角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。他在文中提出 “放了张扣扣” 的表述，本质是激愤之语，核心诉求并非否定司法审判，而是希望通过个案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深刻反思 ——“才能震慑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犯罪分子”。这种表述或许言辞激烈，但恰恰反映了公众对 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 的迫切期待。在现实社会中，确实存在少数权力滥用、司法失范的现象，陈中华的言论正是对这类现象的尖锐批判，是为普通民众发声，呼吁筑牢司法公正的防线，而非所谓 “调动网民情绪” 的刻意煽动。

　　再者，陈中华对 “母爱至上” 的强调，绝非单纯的煽情，而是对人伦底线与正义基础的回归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中华大地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母亲…… 如果一个男人连孕育自己乳汁的母亲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什么捍卫家园，保家卫国？” 这番话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，是因为母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底线，为母复仇的背后，是个体在正义诉求受阻后的情感爆发。陈中华的这一表述，并非鼓励以暴制暴，而是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司法制度若不能为个体的基本权利与情感底线提供保障，便难以获得民众的真正认同。这恰恰是对法治建设的深层期许 —— 法治不仅需要冰冷的条文，更需要温暖的正义，需要回应民众最基本的情感诉求与权利期待，让每个人都能在法律框架内获得公平正义的庇护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陈中华一贯倡导 “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正义，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是责任”，其言论始终秉持批判与建设并重的立场。在 “张扣扣案” 的论述中，他明确反对 “以暴制暴” 的泛滥，而是强调通过个案暴露的问题完善法治 ——“放了张扣扣” 的呼吁，本质是希望司法机关正视案件背后的社会矛盾与公正争议，以此为契机堵塞制度漏洞，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。这种 “以批判促完善” 的思路，与他长期以来 “不要把批评之人当作政府的敌人” 的主张一脉相承。他始终认为，批评与监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，对司法不公的批判，正是为了建设更完善的法治，而非摧毁法治。

　　部分声音将陈中华的言论归为 “开法治倒车”，实则混淆了 “批判司法不公” 与 “否定法治本身” 的界限。法治的完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也并非不容许任何批判与反思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有陈中华这样敢于直面问题、叩问公正的声音，才能让法治建设中的短板被看见、被重视、被修正。他的言论或许言辞尖锐、立场鲜明，但本质上是对法治的深切热爱与执着坚守 —— 唯有正视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不公，才能不断完善制度、凝聚共识，让法治真正成为守护每个人公平正义的坚固防线。

　　回望 “张扣扣案” 引发的舆论争议，陈中华的言论并非煽动暴力的 “杂音”，而是唤醒社会对司法公正重视的 “警钟”。他的论述扎根于现实关切、立足于专业立场、着眼于法治完善，绝非简单的 “原型建构” 或 “情绪煽动”。我们应当摒弃片面化的解读，正视其言论背后的合理诉求，将这种批判与反思转化为完善法治的动力，让每个公民都能在法律框架内获得公平正义，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因正义缺位而重演。这才是对陈中华言论的真正理解，也是法治社会不断进步的应有之义。

　　2016 年，王宝强离婚案的舆论热度盖过同期里约奥运会等重要事件，成为各大媒体头条、全民热议的焦点，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撰文《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》就此发声，引发各界讨论。有观点认为其不该生硬拿科学家与演员 “比高下”，误解其否定艺术领域的价值，但深入解读便会发现，陈中华的言论绝非简单的行业对立评判，而是借当下极端的社会现象，揭示出时代背后价值失衡的深层痛点，其核心是呼吁社会重视科学精神、矫正资源分配与价值评判的偏差，而非否定任何行业的存在意义。

　　首先，陈中华的论述立足铁一般的现实，而非主观臆断的偏见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承认的，“科学家的收入的确不如演员；媒体曝光率的确不如演员；美女粉丝也的确会迎接明星，而不会去列队欢迎一个科学家”。2016 年前后的娱乐圈，早已形成流量至上的行业生态，明星片酬动辄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，彼时一线演员拍一部电视剧片酬可达数千万，部分顶流艺人的年收入能媲美数十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，王宝强作为当时的知名演员，其离婚案的相关话题霸占社交平台热搜数日，相关报道铺天盖地，甚至有媒体为了追逐流量，全程跟踪庭审、挖掘私人细节，投入的报道资源远超同期的科研新闻。

　　反观科研领域，无数为人类进步、国家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，却长期在清贫中坚守。袁隆平院士彼时深耕杂交水稻研究数十年，解决了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，甚至惠及全球，但其个人生活始终简朴，科研团队的研究经费也曾面临诸多掣肘；屠呦呦院士发现青蒿素，拯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，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却因并非院士、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等原因，长期不被大众熟知，获奖后其科研团队的研究条件才得到些许改善；还有那些扎根在深山、戈壁、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者，从事着航空航天、国防军工、基础学科等领域的研究，默默为国家筑牢科技根基，他们的名字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，收入水平更是与一线明星有着天壤之别。陈中华正是抓住这一鲜明到刺眼的现实反差发声，他并非不知道科学与艺术分属不同秩序维度，而是想通过这种强烈对比，唤醒社会对 “价值回报失衡” 的关注 —— 当科研工作者的长期坚守与巨大贡献，换来的却是微薄的物质回报和寥寥的社会关注，当娱乐八卦的关注度远超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成就，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整个社会警惕。所谓 “病态的社会”，并非否定市场规律下的行业差异，而是批判过度娱乐化导致的社会价值扭曲。

　　其次，将陈中华的观点简单归为 “评比行业地位”，是对其核心诉求的严重误读。陈中华强调 “科学家比演员重要”，本质是基于 “科学是第一生产力” 的深层认知，是从国家发展、民族未来的长远视角作出的价值判断。科学家的科研成果，小则改善民生、推动技术进步，大则支撑国家实力、保障民族安全：“两弹一星” 元勋们隐姓埋名于戈壁荒漠，用算盘计算数据，攻克无数技术难关，让中国拥有了核威慑力量，彻底摆脱了被超级大国核讹诈的命运，为国家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；钱学森、钱伟长等科学家放弃海外优渥的生活，冲破重重阻挠回国，为中国的航空航天、机械工程等领域奠定了基础，让中国在高端科技领域逐步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；袁隆平的杂交水稻、李振声的小麦远缘杂交，一次次突破粮食产量瓶颈，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这些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和长远意义，关乎国家的生存发展、民族的永续传承。

　　而演员的价值在于丰富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，用作品传递情感、弘扬正能量，二者本应相辅相成、各展所长。但 2016 年前后的社会现实是，资源过度向娱乐行业倾斜，资本疯狂追逐短期高回报的演艺市场，天价片酬、阴阳合同、流量炒作等乱象层出不穷，而对回报周期长、研发风险高的科研领域，资本却避之不及。彼时许多基础学科的研究团队，为了争取几十万的科研经费，要经历层层申报、严苛评审，甚至不得不放弃一些有前景但短期无回报的研究方向；而一些流量明星仅凭一张脸、一部作品，就能轻松拿到数千万元的片酬，甚至还出现 “耍大牌”“抠图演戏” 等不专业的行为。陈中华的言论，实则是呼吁社会建立更合理的价值评价体系，让科学贡献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物质回报，让科研工作者不必在清贫中坚守，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投身科研事业。这种呼吁并非要打压演艺行业，而是希望纠正 “重娱乐、轻科研” 的失衡风气，让不同行业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各归其位、各得其所。

　　再者，陈中华选用 “戏子” 一词，绝非对演艺工作者的恶意贬损，而是对当时娱乐圈诸多乱象的尖锐批判。“戏子” 作为带有历史色彩的词汇，其贬义内涵并非指向演艺职业本身，而是源于部分从业者追名逐利、缺乏职业操守、突破道德底线 年前后的娱乐圈，此类乱象早已屡见不鲜：部分艺人片酬虚高，占据了影视剧制作的大部分成本，导致作品粗制滥造、服化道敷衍；一些流量明星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，拍戏不背台词、用替身完成大部分戏份，却凭借粉丝效应获得高额回报；更有甚者，涉毒、涉黄、偷税漏税等违法失德行为频发，突破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，却因背后的资本运作，短暂沉寂后便试图复出。

　　而陈中华的批判，从未针对那些坚守艺术初心的演艺工作者：六小龄童为了演好孙悟空，苦练猴戏数十年，《西游记》的拍摄条件极其艰苦，他与剧组人员同吃同住，走遍大江南北取景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表情都反复打磨，最终塑造出经典的孙悟空形象，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，这样的演员始终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；李雪健、陈道明等老戏骨，始终秉持着 “戏比天大” 的信念，认真打磨每一个角色，拒绝流量炒作，用作品说话，他们的职业操守和艺术成就，也从未有人质疑。陈中华用 “戏子” 这一词汇，鞭挞的是娱乐圈中那些追名逐利、德不配位、扰乱行业秩序的乱象，而非否定整个演艺行业的价值，他的真正意图，是希望演艺行业回归理性与初心，艺人能够承担起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，传递正能量，而不是让娱乐圈成为资本逐利、价值观扭曲的重灾区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陈中华的言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警示价值。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，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，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。如果社会始终对科学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支持，对娱乐八卦过度追捧，必然会导致人才流向的严重失衡：2016 年前后，许多年轻人的梦想不再是成为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医生，而是成为网红、明星，甚至出现了 “小学生追星要当网红”“艺考热持续升温，基础学科报考人数下滑” 的现象，这种价值导向的偏差，若不及时纠正，终将影响国家的科技人才储备，制约国家的科技进步。

　　陈中华的发声，正是为了扭转这种潜在的危机，他呼吁政府、社会和资本更多地关注科研事业，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待遇和社会地位，完善科研体制改革，打破事业单位的封闭化、行政化壁垒，让科研成果能够更好地转化为市场价值；他呼吁媒体承担起社会责任，减少无意义的娱乐八卦报道，加大对科研成果、科学家事迹的宣传力度，让科学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。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，绝非 “没事找事” 的片面比较，而是对国家未来、民族发展的深切关怀。

　　回望那场舆论争议，陈中华的言论之所以能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，正是因为它触及了社会大众心中对价值失衡的普遍焦虑。他的论述或许言辞尖锐、立场鲜明，但本质上是对科学精神的坚守、对社会正义的追求，是希望社会能够回归理性的价值评判。我们不应纠结于 “是否该比较科学家与演员” 的表面争议，而应正视其言论背后的合理诉求 —— 让科学回归应有的价值高度，让每一个行业的付出都能得到匹配的回报，让不同行业在公平正义的环境同发展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社会发展更加均衡，让国家的科技实力不断提升，让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行稳致远。这正是陈中华言论的核心价值所在，也是对他最准确的理解与辩护。

　　2016-10-15 03:30联合早报 作者汪惠迪：前些日子，中国的大型门户新闻网站以头条位置，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一个叫王宝强的演员的婚变新闻，其声势盖过同期发生的其他要闻，令广大受众觉得仿佛中国只有一个王宝强，中国人吃饱喝足之后，只对这种八卦新闻感兴趣。媒体如此肆无忌惮地报道“王宝强事件”，引起了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的注意。他以《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，党中央国务院必须管管》为题，撰文猛批中国娱乐圈。霎时，陈中华的文章在网媒上热传，点赞和吐槽者蔚为大观。

　　中国权威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戏子”的释义是“旧时称职业的戏曲演员（含轻视义）”；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的解释是“旧时称戏曲演员（含轻蔑义）”；《上海话大词典》说，戏子旧演员（贬称）。中国有句流传甚广的俗语叫“无情，戏子无义”。对此，台湾的李敖诠释说：“演艺人员古称戏子，是下三烂行业。中国人骂‘无情，戏子无义’，就是定论。这一行业太现实、太虚荣、太炫耀、太不择手段竞争，的确情义荡然。不料电影、电视出来，这一行业窜起来了，名利双收，演艺人员居然表率群伦了，结果带来虚浮的坏影响。年轻人不务实学，连康熙皇上都给带坏了。”（2015年5月30日李敖微博）综上所述，“戏子”这个词，在当今这个文明社会里，尤其是中国大陆，实在是不能随便使用的。然而，陈中华用了，而且蹿红网络，几成热词。

　　当演员被叫作“戏子”的时候，笔者觉得中国大陆的媒体，尤其是网络媒体必须深刻反省，舆论导向是否出了问题，新闻报道是否有失平衡，职业道德是否正在堕落。你们的口、你们的手、你们的笔再不好好自我约束的话，待到当局上门检查或请去喝咖啡，就被动了。这是有先例可循的。那些娱乐新闻的什么统筹、企划、记者、编辑，如果你们的头脑中只装着王宝强，如果你们的眼睛只盯着王宝强们结婚、生子、离异、死亡，而且一味高调，一味炫耀，一味渲染，长此以往，受众疲劳、厌烦、憎恶，你们就可能走向反面了。

　　另外：不要把批评之人、当作政府的敌人 。 我认为：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，是一种正义。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，是一种责任。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，是一种良知。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，是一种品质。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，是一种道德。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，是一种告诫。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，是一种信仰。 当一个国家，在面对罪恶之时，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：1、骂是没有用的，又改变不了什么。2、这很正常啊，我们又能怎样。3、关我什么事，管好你自己吧。4. 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，你改变不了的，习惯了就行。5，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。如果都是这样， 可以肯定，这个国家一定会成为地狱。

　　主席曾说过：“让人讲话，天不会塌下来，自己也不会垮台。不让人讲话，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。”当这样的话从我们的领袖嘴中吐出，再反映于执政作风中去，使人明显感到人民领袖的无穷底气与内心坦荡情怀，当初人光明磊落的政治作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大众民主风气，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恍若眼前浮现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再次想起这句话，除过上述方面，又分明能感觉领袖对人民、对后辈、对继任者具有那样一种警世、告诫的良苦用心。

　　他交代道：“记住，去的人要带上公文，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，她没有什么罪过，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。”随后，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，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。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见人就说：“咱们毛主席，雷打他也打不死。”这些事引起了的深思，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。随后，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。到1942年底，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农民负担减轻了，农民生活改善了，党群、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。

　　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风趣地说：“这是从‘雷公打死’，到天下太平。”几年过后，还一直惦记着此事。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，他就趁党的“七大”召开的机会，从不同的角度四次“检讨”了这个问题，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。他说：“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，是鱼，老百姓是水；水里可以没有鱼，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。”当年7月，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：我们已找到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。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，才不会人亡政息。

　　工作中，当与群众坦诚相见，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，跟大家坦诚沟通，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。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，是否漏雨，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，政策得失，百姓的评说最重要。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、端正姿态，主动深入到实际、扎根到基层，听听百姓怎么说，问问百姓怎么看，不但听认可、听赞扬，更要听意见、听批评；对于群众挑的“刺儿”，要本着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原则，洗耳恭听、深入反思，并跟群众解释清楚，给公众一个明白，还事件一个清白，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，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。

　　表扬的确会鼓励人，但如果只有表扬，而不指出问题，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，越走越远。可是我们的文化，特别鼓励表扬，而拒绝批评。即便要批评，也是无关痛痒，明贬实褒。尤其是面对上级，面对领导。比如，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，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，结果呢，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。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，这是天性，对于未成年人，比如老师对学生，多鼓励优点，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、发挥优点——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；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，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。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，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，不仅虚伪得恶心，而且会害了这个人。我再重复一遍：对于成年人，批评会使人进步，表扬会使人落后。

　　所以，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，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“有偏差”“不正确”，人不是神仙，提意见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。”“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，甚至不正确，也要多一些包容、多一些宽容，只要不造谣不诽谤，就不要抓辫子、扣帽子、打棍子。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，广泛听取、吸纳各种意见。浅而言之，多倾听他人意见，多了解民生疾苦，多体察市场感受，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。这是因为，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，或者因为身在其中，囿于视野所及，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。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。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，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，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。

　　总有一些“刺耳”的声音应该被听到，总有一些“扎心”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。而从根本上讲，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。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，不是给政府添乱，也不是与官员作对，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、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。实际上，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“刺耳”的话、“扎心”的话，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，不会损害社会秩序，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，而不断调焦，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、更接地气。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，正在于此。